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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土壤修復市場環境正在好轉，業主更加重視，行業亂象減少，進入到了由政策法規標準驅動的行業生態。企業在做項目時更加注重風險控制，對于前端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不明晰的項目也都開始理性選擇。”高能時代修復公司總經理魏麗表示。
11月4日，第六期“綠金匯環保產業沙龍”現場
曾經問題重重的土壤修復行業正在逐步走向正軌。
11月4日，在第六期“綠金匯環保產業沙龍”上，北京高能時代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能環境”）總經理陳望明表示，今年8月份新頒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對于污染責任人認定、污染治理誰來買單、如何對污染行為嚴懲重罰等核心問題都給出的清晰的答案，這為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將推動土壤修復行業步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目前，土壤修復市場環境正在好轉，業主更加重視，行業亂象減少，進入到了由政策法規標準驅動的行業生態。企業在做項目時更加注重風險控制，對于前端場地調查和風險評估不明晰的項目也都開始理性選擇。”高能時代修復公司總經理魏麗表示。
從“宋家莊”到“常州外國語學校”
隨著經濟轉型升級和產業轉移，很多化工、冶金企業紛紛搬遷或關閉，工廠走了，留下來的卻是一片片未經修復的污染場地，像是一顆顆定時炸彈，隨時可能爆發出危險。
2004年4月28日，北京宋家莊地鐵站正在施工，當挖掘作業到達地下5米處時，3名工人突然出現急性中毒癥狀，緊急被送往醫院進行治療。隨后，北京市環保局開展了場地監測，原來，該地塊原本屬于北京一家農藥廠，始建于上世紀70年代，盡管已經搬離多年，但仍有部分有毒有害氣體遺留在地下，造成了工人中毒的結果。
“北京宋家莊地鐵站中毒事件”標志著中國工業污染場地問題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而2010年發生的“武漢農藥廠退地事件”，則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毒地”退還事件。
武漢市赫山地塊位于漢陽區琴臺大道與京廣鐵路線交會處，總面積約242畝。2006年，該地塊被武漢三江航天房地產公司以4.055億元的價格競得。2007年年初，該地塊在樁基作業時，工人陸續出現了中毒反應，嚴重者甚至倒地昏迷。
經過檢測，原來這塊地以前曾是武漢農藥廠的廠區，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六六六和DDT等農藥化學成分。2010年，在荒廢4年后，該地塊被退還給武漢市土地儲備中心。除退回買地款之外，武漢市土地儲備中心還向企業賠償各項損失共計1.2億元。
隨著土壤污染事件越來越多，土壤修復也逐漸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但由于相關法律缺位，產業發展不成熟等原因，導致很長一段時間內，土壤修復行業野蠻生長，亂象重重，最著名的要數“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
2016年4月，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突然陷入輿論的漩渦。據央視新聞報道，自從2015年9月常州外國語學校搬遷到新校址后，先后有數百名學生出現了各種不適的癥狀，家長懷疑這與學校附近正在進行的土壤修復工程有關。
4個月后，事故調查組發布了最終的調查結論。結果顯示，“常隆地塊”前期修復過程中確實存在問題，如未建設密閉大棚及配套廢氣收集設備，日常監管不到位，學校未經竣工環保驗收違規投入使用等。
“以前，很多業主都對土壤修復有一個誤解，認為這就是個土石方工程，把土挖出來，加點藥劑，然后再把土運走，好像沒什么技術含量。為了省錢，經常給一個很低的價格，讓土壤修復企業去處理，但實際上這是很難做到的。”永清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馬銘鋒表示。
據了解，在土壤修復產業發展早期，一些公司為了積累業績，往往“不擇手段”地拼低價去拿項目。曾經有一個山東的項目，地方政府評估價為48萬元，其中成本價40萬元，利潤8萬元。但在實際招標過程中，有的企業報價只有20多萬元，最后中標價則只有15萬元。如此低價，最終的修復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土壤修復還需要一定時間，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項目的業主都希望盡快把土壤修復好，從而盡早開發利用，導致土壤修復只有短短幾個月時間，質量也就無法保證了。
“如果有風險寧可不做了”
2018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法律規定，對于違反《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各類行為，最高將處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土壤污染防治法將于2019年1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部法律的頒布也極大地扭轉了土壤修復產業的亂象。
“今年我們在做項目的時候，很多項目評估一下，如果有潛在的風險，就決定不做了。比如，有的項目前期場地調查不是很細致，后期可能會有風險；還有的項目現在是三期，如果前面的一期和二期做得不好，冒然接手也可能被牽連。”魏麗說。
寶航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總經理馬駿也表示，隨著今年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土壤污染“終身追責制”被明確。同時，相對于大氣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更容易溯源，哪怕是相鄰的同類的工廠，通過技術分析也容易找出污染責任方，所以大家對于土壤修復的態度都更加謹慎了。
“我們早都過了要積累業績、拿項目的階段了，現在就是把風險看得很重要，如果有風險寧可不做，反正修復不干凈早晚能找到你，逃不掉。”魏麗說，“現在各地發展水平不一樣，我們還得給地方監管部門和業主灌輸風險的概念，如果灌輸不進去，那也只能算了，不做了。”
馬銘鋒也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頒布，有利于規范土壤修復行業的發展。法律出來以后，修復企業需要承擔的 責任更多了，可能一兩個項目沒做好，就會面臨“終身禁止從業”的處罰，還會承擔刑事責任，這就讓原來那些沒有技術競爭力，又低價競標、擾亂市場的企業逐漸退出，避免了行業的無序、惡性競爭。
“對于真正有技術優勢的企業來說，則是打開了市場空間。過去，地方政府、業主還會有猶豫，花這么多錢做修復，究竟有沒有必要？現在有法律紅線規定了，也就不得不下決心去治理了。”他說。
“同時，土壤污染防治法反過來也要求土壤修復企業強化內功，在前端的咨詢評估環節、后端的修復環節、具體的技術細節等各方面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這樣在下一輪的競爭之中才能更有優勢。”馬銘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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