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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保護和治理污染：發達國家帶來的六點啟示 |
| （時間:2015-7-2 10:01:13） |
縱觀世界多國，在土壤保護和治理污染方面經常立法先行，使法律法規成為保護土壤和治理污染的“防火墻”和“殺手锏”。
啟示之一：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國特色，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某些發達國家就因傾倒化學廢棄物而導致嚴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紀70年代，美國發生了著名的“拉夫運河事件”，引起民眾對土壤污染問題的關注，美國在1980年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該法律的制定推動了美國土壤修復市場的發展。
▲在時間上，及早立法贏得主動
梳理東西方國家的立法情況，會發現日本在時間上走在了多數立法國家的前列。
進入工業化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導致了1970年《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在經過20世紀50、60年代的重化工業大發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況一度非常嚴重。日本在1970～1980年間進行的專項調查發現，有害物質超標的被污染農業用地區有124個，面積達到6350公頃。而到了1986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區累計為128個，面積達到7030公頃。20世紀70年代以后，城市地區頻繁出現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價鉻污染土壤事件在東京地區頻繁爆發，逐漸演化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而引起全社會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關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針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對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
日本專門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對策法》。其中，《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農業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質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經被污染的農業用地，內容主要包括指定及變更農業用地土壤污染對策地區、制定及變更農田土壤污染對策計劃、指定及變更特別地區、調查測定農業土壤污染、現場調查、農作物等種植的勸告等等。
當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僅限于這些專門立法，還有大量與土壤污染預防相關的外圍立法，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Dioxine類物質特別對策法》《水質污濁防止法》、《廢棄物處理法》《化審法》《肥料取締法》《礦山保安法》等。這些外圍立法通過對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特定化學物質污染、化肥和農藥污染以及礦物污染的控制，從不同方面阻斷新的土壤污染源，從而達到預防土壤污染的目標。
顯而易見的是，及早立法與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護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應成為多數國家學習取經的典范。
▲在設計上，兩種模式防治結合
縱觀世界各國和地區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獨立的立法模式與附屬于其他法律法規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體例上采取獨立的立法模式，將土壤污染防治作為單行法規范對象進行立法的有日本、韓國、德國、荷蘭等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與此相對，采取附屬性立法模式的國家有美國、英國、俄羅斯和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主要是將其有關土壤保護的有關內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均采用附屬性立法。這些國家雖然沒有專門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環境保護相關立法或政策中對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確規定。如文萊的《環境命令草案》，泰國的《自然環境質量法》，馬來西亞的《環境質量法》，新加坡的《環境保護法》及印度尼西亞的《20號政府令》。
眾所周知，專門立法效果顯而易見，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規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結論是否定的。
以俄羅斯為例。至今，俄羅斯沒有專門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護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規之上，即在其他相關法律中對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規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俄羅斯土地法典》《俄羅斯聯邦大氣保護法》《俄羅斯聯邦水法典》《俄羅斯居民衛生安全防疫法》《俄羅斯聯邦關于安全使用化學殺蟲除莠劑和農業化學制品法》中有一些相關規定。其中，《俄羅斯土地法典》中規定了土地保護的目的和土地保護的內容，其中包含對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護;并責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應該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環保的工藝進行生產，不應當因為自己的農業活動而使土壤的生態狀況遭到破壞。同時規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達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復墾被破壞的土壤、恢復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復方法。以《俄羅斯聯邦關于安全使用化學殺蟲除莠劑和農業化學制品法》為例，其對使用的農藥、化肥的一系列試驗、登記、生態鑒定等活動，以及對使用農藥化肥制劑的嚴格規定，都是對土壤污染的預防制度。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是造成農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農藥、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劇毒農藥，對于高毒、高殘留及殘留期較長的農藥要限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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