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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億級風口上的垃圾分類，市場規模接近2000億元 |
| （時間:2019-7-12 11:07:17） |
7月1日起，上海開始執行“史上最嚴垃圾分類”新規，個人扔錯垃圾最高罰200元。而預計至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都將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國泰君安研報指出，垃圾分類將直接帶來新增的前端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的環衛裝備及服務需求。對此，東方證券研究所以上海模式下全國垃圾分類市場規模測算，全國普及垃圾分類孕育市場規模接近2000億元。其中，垃圾收轉車、中轉站及相應預處理設備和垃圾分類服務的市場空間有望達到442億元。
推行近20年后，垃圾分類正式走進大眾視野。
政策持續推動下，資本市場同樣獲得諸多擁躉。Wind數據顯示，垃圾分類指數中包含17家上市公司，6月1日至7月8日收盤，垃圾分類指數上漲8.07%，其中中國天楹和華宏科技、維爾利和龍馬環衛漲幅均超過30%。近一個月時間，在垃圾分類概念股整體帶動下，環保及公用事業板塊整體表現較好。
垃圾分類正引發一場新的變局，毫無疑問，垃圾分類產業已然站上“風口”。
催生商機
網上現代扔服務，包月180元
由于沒有買到分類垃圾桶，上海居民肖先生最近采購了多個普通垃圾桶，按照干垃圾、濕垃圾、可回收垃圾分別扔垃圾，在臥室和廚房各放三個。垃圾桶增多，肖先生還多買了一些垃圾袋，包括方便濕垃圾瀝水的立式垃圾袋。
“普通垃圾桶價格在5-20元之間，普通垃圾袋一般5-10元一包（90只），立式垃圾袋一包約為10-15元（30只）。我這一次的垃圾桶和垃圾袋花費就超過100塊，這些垃圾袋估計用不了幾個月，之后還要經常買。”肖先生向新京報記者算了一筆日常垃圾分類的經濟賬。
實際上，隨著垃圾分類實施，號稱為日本的干濕分類垃圾桶在網上早已是供不應求。其中一款售價為178元的日本干濕分類垃圾桶，銷售頁面顯示2.6萬人付款。售價300-500元不等的其他分類垃圾桶，也有超過千人購買。一位賣家表示，很多分類垃圾桶需要8月才能發貨，能即時發貨的需要“搶”。
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淘寶賣家，其中一家自產自銷的店鋪表示，最近銷量快速上漲，為此他們正在加班加點生產。淘寶極有家向新京報記者表示，6月其垃圾桶銷量達到300萬件。尤其是在6月24日到30日這一周，垃圾桶的銷量同比去年增長五成。其中，上海本地產業帶的垃圾桶最為搶手，銷量同比增長3倍多。
淘寶數據顯示，今年四五月份，上海各個小區就開始未雨綢繆，紛紛在淘寶企業服務采購“分類垃圾桶”，為居民提供垃圾分類投放點。五月，淘寶企業服務平臺上“分類垃圾桶”的搜索量上漲3倍多，成交同比大漲超七成。尤其是上海地區的訂單量在全國遙遙領先，同時采購“分類垃圾桶”的企業客戶中，9成為新用戶。
在這場變局之中，與垃圾分類相關的商機早已開始躁動。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如今，各種垃圾代扔業務出現，買家只需網上下單就可約定好時間上門取垃圾。
記者在咸魚上搜索看到，不少個人從事垃圾代扔的信息，一般只服務于單個小區或周邊一定范圍內區域，單次收費在2元-10元之間，并要求單次不超過3袋垃圾、重量不超過5千克；包月費用為50-100元。至于最終收費與樓層、是否有電梯、是否分類有關。其中，一名上海川沙地區的代扔者標價：已分類2元一次，未分類7元一次；包月已分類80元，未分類100元。
淘寶上同樣出現提供垃圾代扔服務的商家，客戶可直接網上下單，三日內會有專業代扔人員聯系。價格方面，單戶按月付180元，季付420元，年付1320元；若多人組團，可以有優惠。
記者向該店咨詢，商家表示，店鋪有專門的垃圾代扔部門，可服務上海所有地區，每個區都有代扔“師傅”。不過因為目前客戶較少，“不管是師傅自己開車去，還是坐公交車，即使按180元收費，師傅也是要虧的。”
記者還注意到，除了上海，46個垃圾分類重點城市中的深圳、杭州、蘇州、長沙、長春、昆明均出現了代扔服務。一家深圳的代扔商戶表示，雖然目前深圳還沒有正式開始實行垃圾分類，但已經在準備，街邊垃圾分類設施也開始完善。該店提供代扔服務的價格與上海地區相差不多，單次6元，包月120元，需要分類的包月150元。
此外，長春的一名代扔者表示，長春的垃圾分類很快就會實行，因此從事代扔的生意。不過，其提供代扔服務的價格比上海貴，一到三樓收費10元一次，包月280元；四到七樓15元一次，包月430元；七樓以上20元一次，包月580元。該代扔者表示：“目前也是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垃圾分類耗時耗力，所以比較貴，以后應該會更便宜。”
成新風口
市場規模接近2000億，下游潛力將釋放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各地生活垃圾數量出現激增。據住建部及統計局數據，2001年之后，中國城市垃圾產量快速上升，截至2017年中國生活垃圾生產量從13470萬噸增長至21521萬噸，約增長了59.7%。
國泰君安研報指出，垃圾分類將直接帶來新增的前端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的環衛裝備及服務需求。比如隨著我國城鎮水平不斷提高，疊加市場化進程加速推進，我國環衛裝備行業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中國專用汽車行業月度數據服務報告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環衛車輛產量從2010年的3.32萬輛增長至2018年10.70萬輛，年均增長率達15%。
同時，垃圾分類后中轉站、服務點、回收網點等新增建設規模有望超過320億元。根據上海市對回收網點、垃圾中轉站的建設目標，上海的回收網點需從2018年的2000個增長至8000個，垃圾中轉站需從2018年的109個增長至210個。而督導、轉運等服務在短期有望拉動82億產值。
“目前垃圾分類產業鏈中，上游是我們城市中千家萬戶的居民，中游則是收集、處置垃圾，下游就是回收再利用。”北京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新京報記者，北京早在20年前就開始推行垃圾分類，在中游方面，據了解，“十二五”以來，北京共建設完成和改造了42座垃圾處理設施。目前亞洲規模最大的魯家山生活垃圾焚燒廠、朝陽區循環經濟園焚燒二期、海淀區大工村生物質能源發電廠、南宮生活垃圾焚燒廠、南宮堆肥廠二期、大興區建筑垃圾資源化項目等一大批焚燒、生化、滲瀝液處理項目相繼投產。
有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垃圾分類下游的潛力將逐步釋放，垃圾分類發電、生物柴油等都有望得到迅猛發展。
據馬軍了解，目前已有部分北京初創企業看到了市場上的機遇進入垃圾分類行業，政府也在這方面進行補貼、購買服務等。如果按照日本東京、中國臺北的做法，未來可以提高居民垃圾收費的費用，以此反饋給企業，從而減少財政壓力，同時利用垃圾分類所產生發電的余熱，為居民提供極為便宜的溫水游泳池等補貼，形成良性的市場循環。
劉權可以說是“看到機遇的人”。劉權為北京再生資源和舊貨協會副會長、北京天龍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總經理，他所在的公司研發了一款家庭可回收廢品的手機APP——用戶通過這款APP一鍵呼叫，就有專業人員到家里上門回收并把垃圾運到網點暫存、整理、運送。
“我們應該是屬于產業鏈的上游，負責將垃圾從居民手中送到中游進行處理進行資源化利用”，劉權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在他印象里，生活垃圾中，約有20%是可以進行回收再利用、可再生的干垃圾，有30%是可以進行生化處理的廚余垃圾和濕垃圾，這兩部分垃圾都可以進行資源化處理，避免進入垃圾焚燒廠和填埋環節。
他介紹稱，目前我國垃圾處理主要分為回收、堆肥和焚燒三種方式。填埋與焚燒垃圾占地面積較大，處置費用較高，且回收利用的價值低。劉權表示，在此背景下，相關部門不斷推進垃圾分類，從而為垃圾回收利用與廚余垃圾堆肥創造條件，減少垃圾無價值的填滿與焚燒。
“做前端的垃圾回收服務肯定是不賺錢的”，劉權向記者表示，目前從北京城區內向五環外運送一車垃圾，如果運送的是紙殼紙板、塑料瓶等垃圾，每車占地面積大，重量又并不多，收益就很低，在這種情況下，購買和使用車輛的費用、司機等人力費用合計約350元/車，成本無法收回。劉權的公司目前仍主要依靠政府購買服務。
在他看來，未來北京可以統一規劃和建設垃圾分揀中心，從多方面支持垃圾分類企業推進工作。
行業布局
東方園林等多家企業遭遇資金危機
隨著上海推出垃圾分類辦法，一杯奶茶喝完后，將開啟一段全新的奇幻漂流——裝奶茶的塑料袋和塑料杯是干垃圾，奶茶內的珍珠則和濕垃圾一同處理。而在這背后，垃圾處理這片藍海再度波濤洶涌。
Wind數據顯示，垃圾分類指數中包含17家上市公司，其中，龍馬環衛、盈峰環境、中聯環境布局環衛裝備；上海環境、瀚藍科技涉足垃圾焚燒。這些上市公司中，中國天楹、啟迪桑德、城投控股三家公司的總市值過百億。中國天楹主要運營環保工程、垃圾處置及焚燒發電、城市環境服務和房屋租賃四個板塊，2018年年報數據顯示，環保工程和垃圾處置及焚燒發電貢獻的毛利占利潤的比重較高，達到43.36%和41.65%。
實際上，資本市場多年前就已在垃圾處理行業布局，但如今大多慘淡收場。
數年前，東方園林通過產業整合嘗試戰略轉型，由從事市政園林工程建設為主的企業逐步向以水系治理、土壤礦山修復為主的生態治理企業轉型。2015年9月，“園林第一股”東方園林以2000萬元收購金源銅業100%股權，以人民幣1.41億元收購吳中固廢80%的股權。2015年10月，公司以14.6億元收購申能環保60%股權。由此，東方園林邁上了進入工業危廢處理領域的征程。
到了2016年，由于利潤逐步釋放，東方園林實現營業收入85.64億元，同比上升59.16%；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2.96億元，同比上升115.23%。同年，固廢處置為公司帶來營業收入12.16億元，同比增幅達到409.75%，占比從前一年的4%左右攀升至14.21%。
盡管業績提升，但東方園林的財務風險也開始暴露。在邁入垃圾處理領域之前，截至2015年上半年，東方園林負債77.12億元，但到了2015年底就增長至112.95億元，2016年底則攀升至145.68億元。不到兩年時間，東方園林負債翻倍。
同時，公司開始意識到，我國當前工業固廢存量巨大，但產業發展滯后，綜合利用不足。受地域等多重因素影響，我國工業固廢和危廢處理企業集中度較低，有待提高。
從2018年開始，東方園林大步向前的“資金彈藥”出現了危機。
東方園林一改昔日狂飆激進的拿單速度。新京報記者梳理東方園林半年報看到，2018年上半年，公司中標的PPP訂單數量為36個，中標金額約為339.48億元，同比增長18.65%。而2017年年報顯示，東方園林中標PPP訂單數量為50個，中標金額為715.71億元，同比增長88.30%。
2019年4月26日，東方園林發布公告表示，基于2018年在“去杠桿”、“緊信用”的金融環境下，東方園林公司面臨較大融資壓力，在集中償還了大量有息負債后，公司流動性資金較為緊張。短期償債能力下降，出現緩發部分員工工資、拖欠部分離職員工補償金等情況，存在持續經營重大不確定性的跡象。
同樣遭遇資金危機的還有神霧環保。2018年以來，在嚴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資本遇冷，神霧環保也受資金影響，項目開工有一定的遲緩和停滯。2019年1月8日，新京報記者獲悉，神霧環保已再次被法院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記者注意到，東旭藍天、啟迪桑德以及科融環境近年來相繼曝出資金鏈問題。
有業內人士指出，環保類上市公司多以PPP模式經營項目，PPP資金回收周期長，一旦開始防范金融風險，企業融資遇到困難，現金流就相對更容易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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