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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廢】北京垃圾治理缺乏“北京精神” |
| （時間:2012/6/8 9:42:29） |
“愛國、創新、包容、厚德”，這是北京市政府歷時2年，組織超過300萬人投票選出的北京精神。
然而，在北京垃圾治理問題上，卻難以反映“北京精神”。
眼下，北京每天產生近2萬噸生活垃圾，可以堆滿9個“水立方”，但其中有一半的垃圾未得到有效處理，只是簡易地堆放到城市郊外的垃圾處理場，被網友們戲稱為北京的“七環”。
隨著城市化的擴張，北京市的人口將越來越多，待處理的生活垃圾也越來越多，而原先偏遠的垃圾填埋區卻離我們越來越近，整座城市即將掉入我們親手打造的“垃圾包圍圈”。
顯然，這是亟需北京市政府主導解決的難題。不過，在記者的調查中，卻呈現出如下的情形：
政府主管部門以“話題敏感”為由，拒絕接受采訪；
垃圾焚燒發電企業以“需接到上級指示”為由，阻撓公開信息；
居民委員會以“只是走走形式”為由，消極推進小區垃圾分類管理……
這一切，不禁讓人們質疑，北京市政府在諸如此類關乎市民生活質量與幸福指數的城市治理問題上，能否切實落實“北京精神”？
北京市政市容委：兩月未回應采訪請求
“還是太敏感了，等一等再說吧。”
這是北京市政市容委宣傳處的一位官員，在記者截稿之前給的最終答復。
早在2個月之前，記者就曾發函給分管固體廢棄物處理的北京市政市容委副主任韓立，要求采訪北京市垃圾處理的規劃，以及實地考察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可得到的回復永遠是“等一等”。
這期間，記者先后發了4份傳真，打了無數電話。
與垃圾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科技標準部主任郭祥信告訴記者，北京市每天產生1萬多噸生活垃圾，平均每人每天產生一公斤垃圾。快速處理掉這些垃圾的方式有三種，一是衛生填埋、二是生化處理、三是焚燒發電，目前三者的比例為5：3：2，而按照北京市的規劃，2015年的比例將是3：3：4。這也就意味著，未來2年，北京市垃圾焚燒的比例將增長一倍。而目前，北京僅有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其每天吸納的垃圾量為1600噸。
眼下，傳統的垃圾填埋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垃圾處理量需求，而垃圾焚燒占地小，穩定化速度快，減量效果好，臭氣容易控制，對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緊缺的北京來說是垃圾處理的最佳選擇。
據報道，2015年前，北京市將規劃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燒廠，包括阿蘇衛垃圾焚燒廠、京南垃圾焚燒廠、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南宮垃圾焚燒廠等。其中魯家山垃圾焚燒廠已經奠基，將于今年10月試產；南宮垃圾焚燒廠已完成設計招標；高安屯垃圾焚燒廠二期項目已經開工運行。
然而，垃圾焚燒容易產生二噁英，其具有強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內分泌毒性，毒性相當于砒霜的1000倍，被國際癌癥研究中心列為一級致癌物。
因此，對于垃圾焚燒，北京民眾站在了政府的反面。此前，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和阿蘇衛垃圾焚燒廠在進行環評時就曾遭到周邊居民的強烈反對。這些反對聲，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對項目安全、環保方面可靠性的質疑；二是對項目背后隱藏的商業利益的懷疑。
為緩解公眾的對立情緒，北京市政市容委、北京市環境保護局等4個部門也曾共同編制《生活垃圾處理知識系列問答》手冊，冀望以科學的方式，為民眾解惑。
顯然，僅通過一本十幾頁的宣教手冊，或是一兩則電視公益廣告是不足以消除民眾疑慮的。政府真正需要向公眾解答的，應是如何控制二噁英的排放，如何保證垃圾焚燒企業及時更新技術，如何監管煙氣凈化耗材的足量投放，如何公開垃圾焚燒項目招投標的細節等等。
記得兩年前，北京市容市政委副總工程師王維平與反對建立阿蘇衛垃圾焚燒廠的民間環保人士“驢屎蛋兒”，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你去過垃圾焚燒廠嗎？”王維平問。
“沒有。”對方回答。
“那你為何反對？”王維平接著問。
“……”對方沒有回答。
“很多人連垃圾廠都沒有進過，連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連垃圾焚燒爐都沒有見過，只是‘坐而論道’，這種反對毫無意義。”王維平感嘆。
此刻，記者想替“驢屎蛋兒”回答，“我們想進去看看，但是門上卻掛了個牌子，寫著‘非請勿進’。因此，在沒有民眾監督的情況下，民眾只能相信，垃圾焚燒必然造成環境污染。”
高安屯垃圾焚燒廠：拒絕信息公開
在北京市朝陽循環經濟產業園網站上，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業務數據會按照日、周、月三種方式公開發布，這其中包括氯化物、煙塵、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二噁英的排放指標。記者注意到，自數據發布之日起，這些指標均為達標，且遠遠低于國家排放標準。對于質疑聲不斷的國內垃圾焚燒發電，高安屯垃圾發電廠是如何做到如此環保？
帶著這樣的問題，記者聯系到了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外聯部主任，然而得到的答復卻是，“沒有得到上級的批準，不能接受采訪，也不能安排記者前來調研。”
記者采訪到曾經參與籌建高安屯垃圾發電廠，現任碧水源固體廢物處理科技有限公司總裁石艾帆，他說，“高安屯垃圾焚燒廠是全市第一個垃圾焚燒處理項目，是在原垃圾堆肥場的基礎上興建的，2004年12月18日開工，由于民眾的反對，直到2010年5月才開始低調運行。目前，該廠每日可吸納1600噸垃圾，是亞洲日處理能力最大的垃圾焚燒發電廠。”
據石艾帆介紹，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采用BOO（建設—擁有—運營）模式運作，由金州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控股，北京金州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國朝國有資產運營有限公司、北京華聯達環保能源技術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托投資有限公司共同參股組建，屬于中外合資企業，該項目獲得北京市政府特許合資經營期限為25年。
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主要收入來自四個方面，包括兩大兩小：兩大指垃圾補貼和賣電收入；兩小指CDM項目費和灰渣制磚收入。眼下，高安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全年處理垃圾53萬噸，按照95元/噸的垃圾補貼費，年收益5000萬元；全年發電2億度，上網電量1.6億度，按照0.74元/度的電價計算，全年售電收入為1.18億元。以此估算，大約12年就可回收成本，這也就意味著投資方可凈賺13年。而按照規定，特許經營期屆滿后，投資方將會把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無償移交給政府。可見，垃圾焚燒的經濟效益不僅比衛生填埋和堆肥高，和許多其他行業相比利潤也非常豐厚，可以為企業與政府帶來穩定可觀的收益。
“在垃圾焚燒這條利益鏈上，政府、企業和民眾本應都是獲益方，然而，在既得利益的驅動下，政府與企業往往靠得更緊，造成了對民眾的忽略，這也正是企業不愿接受公眾監督的真正原因。”一位資深環保人士無奈地告訴記者。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更是一針見血，他指出，“用焚燒方式處理垃圾，項目立項、選址、環評等全過程必須公開透明。只有這樣，才能取信于民。在中國，這些條件基本不具備，多數項目往往從立項開始就對周邊居民欺、瞞、打、封，暗箱操作；項目涉及商業利益，許多過程存在若隱若現的權力參與、利益輸送。另外，由于焚燒過程不透明，無法監管廠家可能存在的偷工減料現象，焚燒質量無從保證。
對于解決這種亂象，并不是沒有辦法。近日，13位美國專家就為北京市垃圾處理提出了38條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學習日本在垃圾焚燒廠內建公園、圖書館、會議室、游泳池等公眾設施供周邊群眾免費使用，以提高群眾對垃圾焚燒的接受程度。
能否打開垃圾焚燒廠這座“密室”，還公眾一個安心，現在就欠缺政府的一點勇氣。畢竟，這是經過你們多輪環評通過的企業，有什么不能向公眾開放的？
居民小區：垃圾分類“做樣子”
早上7點30分。
記者居住的小區門口，擺放著三個彩色的垃圾桶，左邊綠色的寫了“廚余垃圾”，中間黑色的寫了“其他垃圾”，右邊藍色的寫了“可回收垃圾”。
然而，記者觀察，早上上班的人都是將垃圾隨手丟棄的，并未按分類處理。
不久，一輛藍色的垃圾車駛入小區，直接將垃圾桶內的垃圾倒入集裝箱，并沒有額外工序。
在詢問下，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分類只是做做樣子。雖然按照規定，不同垃圾應該運往不同的垃圾站進行處理，不過現在還只能將所有垃圾運往一處。”
記者在與自然之友等環保組織的交流中獲悉，像記者所處小區未進行垃圾分類的現象，在北京并不少見，甚至有些普遍。究其原因包括居民素質不高、垃圾桶設計不合理、拾荒者干擾，而對職能部門的不信任也在其中。
其實，當下中國處理垃圾的政府資源中，95%是用于末端的處理，比如焚燒廠和填埋廠的建設，但是前端的廢棄、分類、回收、儲運、管理、再利用工作投入卻很少，這部分工作遠遠沒有到位。
曾幾何時，公交、地鐵不排隊也是北京普遍的頑疾，但在北京市政府大力督導下，有了很大改觀。我們見到在公交車站、地鐵站揮舞小紅旗的大叔大媽，了解到每月11日是自覺排隊日。相比之下，垃圾分類如今的不樂觀，缺少的恰恰是各部門的合力推動。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環境史專業博士毛達指出，垃圾分類過程很復雜，從居民到基層政府，再到街道環衛公司，再到市容委，再到處理廠，各個環節分散操作，像是斷了的鏈條，缺乏協作機制。
誠然，垃圾分類的推廣，必然要有一個適應過程，也必然會帶來或多或少的不便。但是，管理者不能總抱怨民眾沒有意識，素質不高，也要思考自己有哪些不足，切實發揮管理職能，給主動分類垃圾的人們以鼓勵，給不愿進行垃圾分類的人以約束。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細節的疏失會讓所有努力都前功盡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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