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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貴范在檢查砷中毒患者病情

　　中國地下水砷污染風險地圖

  20多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孟克哈日根嘎查47歲的村民吳智強帶著一身“怪病”，跑遍了當地和北京的十幾家醫院。他手掌上長著密密麻麻、大小不等像老繭一樣的肉刺。“這層‘痂子’硬硬的，一拿東西就磨得鉆心疼。”吳智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身上也長了很多，黑的、白的、青的，“像花地毯”。
  讓老吳染上這身怪病的罪魁禍首，是化學元素周期表中排名33的砷——它最為人熟知的是其氧化物，砒霜。砷會從地層中滲析到地下水，長期飲用砷超標的地下水，容易罹患飲水型地方性砷中毒(簡稱“地砷病”)，嚴重者可導致肺癌、皮膚癌等癌癥。
  在《科學》雜志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吳智強所在村子的位置，以及與之毗鄰的差不多整個河套平原，基本被涂成紅色或黃色，這意味著，吳智強生活在水砷污染高風險地區。根據文章提供的預測模型數據，和老吳一樣，生活在地下水砷超標的高風險地區的中國人有1958萬人之多。
  中國疾控中心環境流行病研究室副主任尚琪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對這個數字表示基本認可。論文的作者之一安妮特·約翰遜則指出了問題嚴重性：“在高危地區，砷的危險與高人口密度是同時存在的。”
  論文第二作者、中國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孫貴范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很多年來，除了已發現的砷中毒病區外，有關部門還不清楚哪些地方的地下水存在砷污染。“這個模型簡直是太重要了。”孫貴范說，“改水技術容易實現，但首先是知道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砷污染。”
  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對每一口地下水井進行監測極其困難
  8月中旬，剛從云南彌渡縣回到沈陽的孫貴范，沒過幾天便乘坐飛機到瑞士。在過去的20多年里，他幾乎走遍全國，進行砷危害研究。在蘇黎世瑞士聯邦政府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科學》雜志的“東家” 美國科學促進會專門為瑞士、中國、西班牙三國研究人員合作完成的《中國的地下水砷污染》召開了新聞發布會。這一期《科學》雜志的封面，用的就是一張“中國水砷污染風險地圖”。
  去往發布會的路上，孫貴范還對在彌渡縣見到的情景歷歷在目。因為水源缺乏，當地老百姓不得不使用附近的溫泉水，而那種水含砷濃度較高。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國居民開始大規模使用管井(也稱手壓井)汲取地下水作為飲用水。“通過手壓井抽出來的很可能是受砷污染的地下水。”孫貴范介紹說，“由于地質學和地球化學等許多因素的影響，砷很容易從地下巖層中溶到水里。”世界衛生組織目前給出的地下水砷含量的推薦值是每升水含砷0.01毫克，長期飲用的地下水若超過這個值，就會造成砷的危害。
  吳智強所在的村子，全村人口229人，出現砷中毒的村民占到十分之一。據村支書介紹，像吳智強等三四個人是最嚴重的，已經基本喪失勞動力。
  據相關研究，長期攝入砷，會引起皮膚色素沉著、手掌和足底角化過度、肝病、損害心血管和腎功能。“最嚴重的是癌癥。”孫貴范說，“砷是國際癌癥組織確認的第一類人類致癌物，這就是全球關注它的重要原因。”
  瑞士的那場新聞發布會通報了三國研究人員歷時4年的研究成果。在文章提供的一份“中國水砷污染風險地圖”中，新疆、內蒙古、山西等地被涂成表示較為嚴重的深紅色和黃色。
  除此之外，一些過去被排除在外和未知的高風險地區也被標注出來，包括遼寧西部、山東、江蘇、安徽、河南等江淮地區、四川中部，以及甘肅的黑河盆地等區域。北京個別地區也存在風險。
  而早在論文發布4個月前，美國馬里蘭大學巴郡分校化學博士周景就發微博稱，有除砷技術快10年了，就缺國家發布的數據。她還特別強調：“最歡迎這類信息！沒數據，讓技術也無用武之地。”
  從2001年到2005年，衛生部組織全國地方病研究單位對國內44.5萬口水井進行了砷污染監測，但這還不到總量的八分之一，若要全部完成估計還需20年的時間。正如《科學》雜志副主編尼克·溫金頓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的，“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對每一口地下水井進行監測是極其困難的”。
  2009年，中、瑞、西三國的科學家開始合作，試圖以一種新的模型來預測中國地下水砷濃度的高低分布。
  不同于人為造成的個別砷污染事件，地下水天然污染更具有普遍性
  “我們這個團隊涉及多個學科、多個國家。”孫貴范特別強調了此次合作的特殊性，“這里面有搞地質的、地球化學的、水文的、遙控的，中國研究員直接涉及人體健康，以及具體水樣采集和檢測。”
  研究人員各展所長，收集模型所需的地理參數、化學指標、物理指標、土壤地質等8個參數，目標就是繪制出砷污染風險地圖。“比如，內蒙古的地質形成于全新世(11500年前至現在，是最年輕的地質時期)，地層中的砷容易溶到地下水里；鹽堿地中的砷也容易溶到地下水里。”孫貴范解釋道。
  具備的參數項越多，說明當地砷超標的風險越大。根據這8個指標，再結合2600多個村子的采樣調查結果，研究人員在地圖上計算出58萬平方公里的地方存在地下水砷超標風險。其中風險概率最高的地方被涂成深紅色。
  這個模型可達到1平方公里的精確度，“也就是一兩個村子的面積”。但研究人員也清楚，每口井的砷濃度會在短距離內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是地下水砷污染的特點，有時一墻之隔的兩戶村民院子里打出來的井水砷含量都可能相差很多。
  在模型的驗證中，結果表明，對砷污染地區的預測可達到77%的準確度，對預測出的非污染地區的準確度可達85%以上。孫貴范指出：“模型預測是指出可能受砷污染的區域，具體到哪一口井的水砷濃度，必須進行檢測。”
  至于1958萬的人口數據，是根據聯合國一個關于地球表面人口密度的網站，以一個平方公里為精度，通過覆蓋面積計算出來的。
  “但不能說1958萬人砷中毒，我們所說的是地域覆蓋的地下水可能有砷污染。”孫貴范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個數字也含位于風險區域的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喝自來水，當然這部分人群應該去掉。”
  這意味著，如果減去飲用自來水的城市人口，1958萬這一數字將有所縮水。“城市自來水都經過了水處理技術，砷含量是達標的。”孫貴范指出。
  尚琪還特別強調，與其他飲用水質超標不同，這些區域發生的地下水砷超標與人為污染無關。“存在于地層中的砷是可以自然滲析到地下水中的。”尚琪說，“不同于人為造成的砷污染多呈個別事件，地下水的問題更具有普遍性。”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指出，根據衛生部展開的“全國水砷污染抽樣篩查計劃”，國家疾控中心早在2005年就推測有1470萬人生活在水砷超標地區，其中有560萬人生活在高危地區。
  “一開始，老百姓誰會想到自己天天在喝砒霜？”
  孫貴范講起論文的意義，激動地連著說了兩個“太重要”。他認為這幅風險地圖關鍵在于新發現了一些高危區域。有媒體評價稱，這是年來地下水砷污染高危區域名單首次被大規模刷新。
  事實上，論文第三作者、來自瑞士聯邦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的邁克爾·伯格早在5年前，就繪制了一份東南亞和孟加拉國的“砷污染風險地圖”——這是第一份地下水砷污染的風險地圖——發表在《自然·地球科學》上。
  “中國是除了孟加拉國以外，砷中毒最嚴重的地方之一。”孫貴范說。來自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引用的數據，孟加拉國每5名死亡者中就有1名是因為砷中毒及其所引發的相關疾病所致。
  據相關報道，我國于1980年在新疆發現了首個飲水砷中毒的病人，之后在內蒙古和山西等省區陸續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初，衛生部門把地砷病列為我國的五大地方病之一。
  砷中毒是一種慢性病，有的潛伏期要幾十年。1987年，吳智強第一次發現自己的皮膚異樣時，被當地大夫診斷為雞眼等普通的皮膚病。在漫漫求醫途中，他有時告訴醫生自己是砷中毒，卻遭到反問：“什么是砷？”
  “砷在體內積累了十幾二十年后，各地病例終于在80年代陸續出現。”1993年，孫貴范從日本訪學回國，那時衛生部門剛剛將砷中毒定為一種地方病。“當時老百姓都很震驚，都反映到國務院去了。”孫貴范回憶道，“那時候就覺得意義重大，得趕緊下工夫研究這個病。”
  和吳智強一樣，孫貴范早期接觸的病人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有的覺得頭暈頭痛，以為是干活兒累的，有的出現皮膚角化就去皮膚科找大夫看。“一開始，老百姓誰會想到自己天天在喝砒霜？”
  談起地砷病的防治，孫貴范的回答很簡單：“沒有別的，就是改水。”
  據介紹，“十一五”期間，國家投入了數十億元來改水。在過去20多年里，僅僅孫貴范帶領的團隊就不斷發現地下水砷超標的村子，然后由衛生部門進行檢測，再報到水利部，進行改水。
  “這些之前比較明顯的病區和污染區都改完了。”孫貴范告訴記者，“改水沒有什么太大的技術難題，引用水庫、湖泊的蓄水、打深井、或者對抽出來的有污染的水處理進行改水。”如今孟克哈日根嘎查全部用上了干凈的山泉水，才將村里的病情控制住。
  但是，這些僅僅是針對地下水砷超標問題。陳同斌指出，砷污染還存在于土壤中，“對土壤中的砷污染進行修復要困難得多”。他的辦公室里，就擺放著幾盆用來吸附土壤中砷的蜈蚣草。“這是目前去除土壤中的砷最有效的方法。”他指著一盆蜈蚣草說。
  但對于吳智強來說，砷已經摧毀了他的人生。如今，吳智強已經離婚，和母親還有兒子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租屋里，靠低保生活。今年7月，他又去醫院做檢查，醫生割下一塊“肉釘”進行檢測，告訴他病情并沒有惡化，隨后又加了一句：“10年不喝這種水也不一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