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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中午，昆泰酒店一層咖啡廳，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接受記者專訪。
  剛一落座，報社同事來電話了。因為對一篇稿件的觀點存在分歧，記者在電話里與同事大聲爭論起來。 
  “噓，小聲點兒!”熊思東左手食指豎在嘴邊，右手指著旁邊沙發上正在寫稿的記者和接受電視采訪的委員向我示意。 
  采訪開始了。熊思東沒有直奔主題，而是先說了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外國人怎么從亞裔中辨識出誰是中國人?開車不系安全帶的，公共場所大聲講話、大聲接打電話的，大都是中國人……” 
  “抱歉，熊委員，剛才有點著急。”記者耳根子有點發熱，兩眼不敢直視熊思東。 
  “在國外，如果夫妻倆吵架聲音太大，影響了鄰居休息，鄰居是要報警的。我們不是這樣，摔碟子打碗、罵大街的現象經常發生，你上去勸阻，他會說‘管得著嗎!’。大媽們跳廣場舞影響孩子高考復習，家長和大媽們干架不新鮮吧。還有報道說，某地老人因為樓上噪音太大，時間長了引發失眠、焦慮……”熊思東說，在地鐵、公交、飛機、圖書館、電影院、旅游景點等公共場所大聲喧嘩，嚴重損害了中國人的形象。 
  熊思東接著講了一個報告—— 
  環保部發布的《2016年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顯示，2015年環境保護部環保舉報熱線受理的827件環境違法問題舉報中，涉及噪聲污染的有179件，占存在環境違法問題舉報的21.6%。 
  “這么多，沒人管嗎?”記者怯怯地問。 
  “有啊，國家雖然采取了多種措施進行宣傳和管理，但是效果不佳。”熊思東指出，究其原因，除了與個人素質有關外，公共場所環境基礎噪音大與此密切相關。所謂“一聲更比一聲高”，周圍基礎噪音大，人說話的嗓門不自覺會提高。 
  “我們的標準是不是不高啊?”記者接著問到。 
  “也不是。”熊思東介紹，根據環境保護部和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于2008年聯合發布的《聲環境質量標準》(GB3096-2008),我國居住、商業、工業混雜區域的環境噪聲限值為白天60分貝，夜里50分貝以下，與日本、新加坡等國家處于相近水平，甚至更低。 
  “有人管，也有標準，那中國的噪音污染治理不好的根源在哪兒呢?”記者又問到。 
  沒了調侃意味兒的熊思東直奔主題——有人管，但是管理不嚴。在很多情況下，候車室、商場、醫院等公共場所的噪聲遠遠超過了國家法定的噪聲限值，執法部門也有“法不責眾”的思想，最后就變成口頭說說，甚至聽之任之的了。 
  至于標準，現行標準不夠細化，執行可操作性不強。比如新加坡的噪聲污染防治法規，不僅規定了相應聲環境功能區的環境噪聲限值，對噪聲持續的時間、一天的時段劃分以及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噪聲限值都有不同規定。而我國現行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起實施至今已經有20年，目前該法修訂前期研究工作已經啟動，建議借鑒國外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細化執行標準，增強可操作性。 
  到底如何治療噪聲污染?熊思東建議，加強公共場所噪聲自動監測站點建設，擴大噪聲監測的覆蓋面，便于有關部門實時監督和執法管理。有條件的地區可利用大數據，繪制地區環境噪聲地圖，精確分析、加強預測。 
  為了防止噪聲污染治理中的職責不明、互相推諉現象，可按部門分工負責的原則對各類噪聲的管理工作進行明確界定，并建立由環保、工商、公安、城管綜合執法和文體等部門組成的噪聲污染專項整治聯席會議辦公室，統一協調，強化監管。 
  “噪聲污染是一種違法行為，不能僅靠道德自省，要在完善法治的同時，加強處罰力度，做到‘軟硬結合’。”熊思東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