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污水處理問題開始被行業普遍關注應該是在2015年左右。這段時期，“水十條”剛剛發布，對農村環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伴隨著城鎮污水處理市場的趨于飽和，大力開發農村污水處理市場自然成為企業關注的熱點。
   也是在近幾年，全國多個省市逐步開啟了農村污水的治理工作。而一些先人一步做好農村污水處理市場布局的企業，也在這個時期快速、大范圍切入，如北控水務、碧水源、桑德等水務龍頭企業。
   我們也發現，在農水市場引起行業普遍關注的時間節點，一些跨界進入環境產業的企業，也選擇以其為突破口，如中國中車就在2014年與江蘇常熟、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由中國中車投資10億元，在常熟建立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農村分散式污水處理設施生產及研發基地。通過進軍農村水務市場，大軍布局環境產業。
   短短幾年內，許多細分領域的專業環保企業也迅速崛起，在農村污水處理市場嶄露頭角。在大多數業內人士看來，企業主體已經明顯開始向農村轉移，農村將成為污水處理的主戰場。
   但現實總是相對“骨感”的，在農村污水處理領域迅速火熱的這幾年，行業的確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一直困擾行業發展的問題依然存在。所以，諸如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只建設不運行”、“大量設施曬太陽”等現象也頻繁見諸于媒體的報道中。
   真正讓農村污水處理市場不僅“看起來美，做起來也很美”，始終還是繞不過標準、技術、資金、模式等話題。
   排放標準如何合理確定?
   農村污水處理的排放標準一直是行業重點關注的話題之一。到底農村污水處理應該采用什么排放標準?行業內并沒有統一的定論，我國也一直沒有制定出臺統一的國標。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低碳水環境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王洪臣在2018環境施治論壇上曾指出，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全國沒有必要出臺一個統一的一刀切的農村污水處理排放標準。標準需要因地制宜，所以需要各個地區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本地的排放標準。
   從中國水網的統計可以看出，今年包括河南、廣東、北京、天津等多個省市已經出臺了相應的農村污水處理排放標準。目前沒有出臺排放標準的地區，也普遍將《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作為自己農村污水處理的參考排放標準。
   但從目前已經發布的地方排放標準來看，有些省份制定的排放標準，過于嚴格，甚至遠超技術可達，這也是目前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政府部門也在積極研究探索。去年，生態環境部、住建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快制定地方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排放標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首次從國家層面明確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排放要求，要求各地加快制定地方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排放標準，在2019年6月底前制定完成，已經發布的，要根據新的要求進行修訂。
   這不僅意味著，短期內，國家層面不會出臺統一的農村污水處理排放標準。同時也預示著，今年將是大批地方性考核標準出臺的時間點。排放標準如何合理確定，也成為了現階段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不僅技術的選擇與標準高度相關，標準的不確定也影響著項目的推進。王洪臣認為“考核標準是困擾農村污水處理的一大難題。一個標準可能推動和促進一個行業的發展，但一個標準也可能把一個行業捆死，所以標準很關鍵。”
   技術路線如何選擇?
   規模越小的污水處理，關于技術選擇的探討就會更多。在農村污水治理市場備受關注的這幾年，關于技術路線選擇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與城鎮污水處理相比，農村污水處理更依賴技術、更需要技術。但農村污水治理的主流技術，很多人都說不出來，王洪臣曾表示，這是因為農村污水治理才剛剛開始。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什么樣的技術才是農村污水治理的主流技術，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也始終沒有標準答案。
   王洪臣在去年的環境施治論壇上也曾指出，目前很多省市要求農村污水治理要“一村一策”，但中國有200多萬個自然村，60多萬個行政村，不可能有兩、三百萬種治理技術。因此，一定要有主流技術，200多萬個自然村，如果有60%以上采用的技術，就是主流技術。
   為什么會出現大量設施建成不用的情況?對于農村污水處理來水，不僅僅是經費和監管的問題，技術問題甚至更加關鍵。
   也正因為如此，在前幾屆環境施治論壇上，農村污水處理的技術話題，都是重點談論的內容之一。很多企業也都針對實踐帶來了技術探索的思考。桑德國際有限公司總裁助理兼村鎮環境集團總經理王俊安就曾在交流中提到，在農村污水治理中，按技術可以分為三大類：生物膜法、活性污泥法以及自然生態法，農村適宜的技術方向應該是這三種方法的結合。但可能更多偏重于生物膜法工藝，然后根據不同的用途和排放標準，與活性污泥法和自然生態法結合使用。
   王洪臣教授也根據多年的研究實踐，總結認為，中國農村污水處理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工藝選擇，應遵循：一切以運行為中心，以能在農村運行為中心，以能在農村天天正常運行著為中心，只有能簡單地天天運行著的，才是農村污水處理的主流技術。
   資金問題如何解決?
   如果談到環境治理存在的問題，被提到最多的就有資金問題，對于農村環境治理，這個問題更是尤為突出。
   事實上，農村環境保護啟動了十幾年，國家層面一直大力支持和推進。從2008年到2017年累計投入達400多億元，同時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共支持了約13.8萬個行政村開展環境整治的工作，對促進農村環境保護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農村環境治理設施建設也在逐步完善。
   但從農村污水治理來看，出于標準和技術選擇等方面的問題，也給農村污水治理的推進帶來了一定的阻礙。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環境PPP中心主任逯元堂就曾指出，因為農村污水治理沒有統一排放標準，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在按照城市污水治理的要求，要求達到一級A，甚至地表IV類，導致成本非常高。全靠政府投入去運行，往往造成財政支出難以承受。
   此外，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市場機制不健全也是帶來資金壓力的原因之一。農村生活污水垃圾處理收費機制未建立，大部分地區尚未開展收費工作;農村環境治理項目成本高，風險大，社會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逯元堂認為，我國亟需探索建立農村環境治理繳費制度與費用分攤機制。同時他也提到，產業融合也是有效拓寬農村環境治理市場的重要舉措。
   什么樣的模式更適合?
   政策、技術、資金等因素的壁壘持續存在，農村污水治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也是現階段，很多環保企業尋找的突破口之一。
   農村污水治理到底如何做? “首先要跳出污水處理的范疇”，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曾指出，這也就是說，不能單單考慮污水治理，而應與畜禽糞便處理、秸稈利用等相結合，把廢物轉化為能源，在解決污染問題的同時，解決農村的能源與肥源問題。
   “對于量大面廣的農村生活污水處理不應該依賴于技術本身，而應依賴于商業模式;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化，而應以政府為主導，提高分散型污染治理的實效。整體協調農村環境治理，將生活污水處理技術與農村生活、農業生產、生態發展結合在一起，是對農村環境治理提出的更高需求” 清華大學教授王凱軍認為，這是對環保+新農業、環保+新農村模式的最有力的背書。
   目前也有很多企業在探索這一路徑，如桑德在實踐項目中，綜合農村污水、城鄉水務一體化、互聯網+服務、綠境小鎮等，最終落地農村生態文明;北京佳業佳境通過技術的探索，把農村池塘和農村污水處理結合起來治理，花比一體化設備還少的資金，就可以實現徹底的治理;在宜興城鄉生態綜合體項目設計和建設中，中持水務從污水處理概念廠角度切入，將污水中的大量資源提取出來用于農業、農田、魚塘、中央濕地等多個環節，各個環節相互配合、互為資源，通過共生模式，讓環保走進了新農業，進而打造成一個鄉村生態綜合體。
   農村環境治理在模式方面，已有充分的可探索空間。逯元堂在去年的環境施治論壇上也曾指出，在農村環境治理上，可以通過一些區域捆綁、項目捆綁，通過環保互聯網+，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實現規模化的經營，降低單位污染治理的成本，最終目的是能夠降低財政支付的壓力。只有通過這種方式，農村環境治理工作才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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