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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廢水量，從290億噸上升到了660億噸；3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翻一番達到2500萬噸；30年，能源消耗也在持續增長；30年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增加3倍；30年劣Ⅴ類水從10%上升到了30%……”
王金南迅速地翻動著PPT，他神情嚴肅，語氣凝重：不知道現在說這些是否合適，但是我們目前的環境狀況確實令人堪憂。在王金南的PPT里，“環境破壞觸目驚心”的小標題格外醒目，一張張清晰的圖表、圖片則告訴人們，這不是危言聳聽。
12月19日，由環球中國環境專家協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主辦，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承辦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與環境保護研討會在京舉行。環球中國環境專家協會會長、中國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王金南應邀作了《三十年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的主題報告。
王金南的報告又將縈繞在眾多人腦海里的問題擺在人們面前：30年的環保事業發展究竟帶來什么？目前我國的環境狀況如何？未來中國的環保事業究竟該何去何從？
無法掩飾的現狀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2007年，全國GDP高達24.66萬億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則由381元升為18665元，是1978年的67倍；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
“不可否認，我們的經濟增長靠的是大量消耗資源環境得到的，我們換來的是財政收入增長、國家實力逐漸提高。”王金南直言，在過去3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如果說有什么還沒有做好，就是在自然資源、環境和勞動群眾的權利和福利方面，索取得過多，給予得太少。“我們靠的是廉價的土地資源、廉價的水資源和能源、廉價的社會保障成本、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以及廉價的安全成本。”
而代價是“環境破壞觸目驚心”：到2007年有2.52億人口飲用水不安全；2007年全國25%的城市酸雨頻率超過50%；全國的海域有1/4受到嚴重污染；超過3億城鎮人口暴露于對人體有害的空氣中……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則將我國目前的環境狀況概括為“總體穩定、局部改善、個別地區惡化，是一種高污染狀態下的控制”。
王玉慶介紹，近十年來雖然我國環境污染發展態勢從總體上初步得到控制，但污染仍然很嚴重，污染物排放總量居高不下，大大超過環境總量。全國大江大河流域劣Ⅴ類水質的污染斷面依然占1/5左右，城市周邊的河流普遍污染嚴重，大氣環境質量達不到二級標準的地級以上的城市尚有40%左右。污染嚴重的依然有9%。500個監測城市中，發生酸雨的占56.2%，嚴重酸雨（pH<4.5）的約占10%。特別是大城市灰霾天氣增加，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尚未得到控制。60%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潔的空氣。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汞及其他重金屬污染問題，我們尚處在底數不清的狀態。
“看問題如果只看三年五年可能是‘總體穩定’，但看30年就不一樣了。”王金南說。
2002年，研究人員作過一份中國環境安全綜合評估，報告顯示，幾乎所有城市的環境狀況都處于中警和預警的狀態。在2006年，耶魯大學作過一份世界環境評估報告，將各國環境狀況從好至壞排名，中國排第94名，2008年則變為105名。
王金南甚至指出，近年來連續暴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其實正是眾多環境問題的集中體現。
不僅如此，環境污染沖突和污染事故進入高發期。如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來，全國各類突發環境事件平均每兩天就發生一起。2006年全國有161起污染事故；2007年，上報環境保護部的突發環境事件110起。
“未來中國必然是環境壓力大國，同時中國也是實際上的環境污染受害國。”王金南說。
環保法規碩果累累引人深思
中國目前的環境狀況堪憂，并不是說中國的環保事業沒有發展，而正相反，30年來，中國的環保事業蒸蒸日上，中國的環保法規也是碩果累累。
早在1979年，我國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從那時候算起，中國的環保事業整整走過30年。20世紀80年代初期，環境保護就被確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我國的環境管理制度從污染源的監管到區域環境的治理，從抓預防到污染的全過程控制、到區域環境綜合治理，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王玉慶說。
據王金南介紹，自1973年以來，全國人大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律9部、自然資源保護法律15部。1996年以來，國家制定或修改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海洋環境保護、大氣污染防治、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環境影響評價、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法律，以及水、清潔生產、可再生能源、農業、草原和畜牧等與環境保護關系密切的法律；國務院制定或修訂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等50余項行政法規；發布了《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等法規性文件。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職權，為實施國家環境保護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和頒布了規章和地方法規660余件。
自1973年，我國發布第一個國家環境標準以來，經歷了1991年全國環境標準的清理整頓。截至2007年底，國家共頒布了1100余項國家環境保護標準，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共制定了30余項環境保護地方標準；我國的環境保護隊伍不斷壯大，相比1980年，現在增大了8倍；環保投入也隨著經濟增長同步在持續增長。
“我們的環保理念在國際上其實是很先進的，即使是最開始提出來的環保方針、措施，像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的思想，現在都不過時。”王金南說，而這恰恰值得我們深思。
“環境保護政策方針過分脫離社會發展現實需求，反而達不到預期的目的。”王金南認為。
加強環保執行力
30年的經濟飛速發展，無疑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前發展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
“我個人認為，這些代價是必需的，是難以避免的。”王金南說，之所以把問題提出來，就是希望能找到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為何會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關鍵是環保政策執行得不夠好。”王玉慶認為。
以淮河為例，20世紀70年代中期淮河就發生過污染事故，1989年2月，淮河發生特大污染事故，造成多家水廠關閉，100多萬市民飲水危機。為此，國務院環委會1994年5月召開了淮河流域治理執法現場會，啟動了我國環保歷史上第一個重大治污工程——淮河的污染治理，1995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我國第一個流域污染治理的法規——《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1996年、2003年國務院分別批準了淮河流域水污染控制的“九五”、“十五”計劃。
“可以看出國家是下了很大決心的。”王玉慶說，然而，轉眼10年過去了，2004年7月，淮河又暴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水污染事故，黑色的污染團全長130公里，總量達5億多噸，于是有人說“十年治淮回到原點”
而“環保政策執行不夠好”，王玉慶認為，其中的主觀原因，一是沒有做到將環保必須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決策；其次，環保投入不足；三是執行政策的主要部門——環保部門權威不夠，長期以來國家給環保部門職能及其主要工作是防治工業污染，難以做到統籌兼顧，使一些方面的治理安排責任不清，長期落后，這些即常說的體制問題。
從地方來講，許多黨政領導對環保缺乏認識，“先把經濟搞上去再說”成為普遍說法，除了認識問題，與中央對地方干部的考核過分突出經濟增長指標、財稅分灶后當地財政收入利益的驅使，亦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這些即常說的機制問題。
國家環保部環境政策中心主任夏光則認為，解決我國環境問題的重點突破口是在國家層面。環境保護的國家意志是當前環境保護工作中的核心之一，是環境保護工作的“牛鼻子”。在環境保護方面采取強制性的措施就是國家的天職。
夏光說，強化環境保護的國家意志，既要強化國家在環境保護中的權威和權力，也要強化國家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和行動。
“國家應當鼓勵和扶持環境保護的社會行動。”夏光說，除了政府管制以外，社會大眾也是對污染行為進行抵抗和制約的重要力量，當前的問題在于政府管制由于得到法律授權而表現為現在的權力，而大眾的力量由于缺乏組織而呈現分散狀態。應當將國家意志與社會行動相結合，形成一種“社會制衡型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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